暴君的逃妻任鸿隽:现代科学传播的倡导者和组织者-林海青蛙

任鸿隽:现代科学传播的倡导者和组织者-林海青蛙
任鸿隽是中国著名学者、科学家、教育家和思想家,其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于1914年夏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发起成立了中国最早的学术性团体——“中国科学社”,并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科学杂志——《科学》月刊。

任鸿隽作为中国现代科学事业传播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他所领导的科学救国运动与胡适倡导的白话文运动,被誉为是五四前后两个最重大的科学与文化革新运动,任鸿隽以科学救国为宗旨,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介绍和传播西方科学种类、科学起源、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让封闭的中国了解开放的世界。
1923年冬至1925年夏,任鸿隽曾任国立东南大学副校长,1931年1月国民政府任命任鸿隽为国立中央大学校长,但任鸿隽以患病为由坚辞不就,长期滞留北平拒绝赴任,致使校长职位处于空悬状态达半年之久,成为民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观。
1935年,任鸿隽出任国立四川大学校长,1937年6月,因其夫人陈衡哲之故,又愤而辞去国立四川大学校长一职,从此远离了大学校园。
纵观任鸿隽担任大学正副校长的经历,还不足五年时间,但任鸿隽在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上的贡献,尤其是在引领和传播科学方面的贡献,却是不容忽视和埋没的。
任鸿隽(1886—1961)字叔永,浙江湖州人,1886年12月20日出生于四川垫江县,当年其祖父为躲避太平军之乱,从浙江逃难到四川。
任鸿隽童年入读私塾,深得教书先生赏识,12岁考入“垫江书院”,任鸿隽天资聪颖勤奋,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1904年,任鸿隽参加了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因垫江人排外之故,他冒充巴县人应考,获得第三名,成为一名末代秀才。

任鸿隽随后进入“重庆府中学堂”速成师范班读书,毕业之后在重庆开智小学和私立重庆中学当了一年教员,受报纸招生广告的影响,他与周秉鲁、罗锦章两位同学结伴顺长江南下到上海求学,考入“中国公学”高等预科读书。
“中国公学”分为大学班、中学班、师范速成班和理化专修班,这所学校录取新生较宽,考生没有高中文凭也可以投考,校中有不少革命党人担任教员,任鸿隽深受他们思想的影响,任鸿隽还经常与张奚若、杨杏佛、胡适等同学谈论时政,并与胡适结下了一生的友谊。
1908年官枭,任鸿隽赴日本留学,先在语言学校补习日语,1909年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攻读应用化学专业。
二十世纪之初,中国学子赴日留学成为一种潮流,但选读应用学科的留学生却是凤毛麟角,任鸿隽之所以选择应用化学专业爱定客,完全是为了反清革命的需要,他看到许多革命者为了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往往采取暗杀的方式,而暗杀需要炸弹,但由于不懂化学原理,常常出现意外,这导致任鸿隽选择了与制造炸药相关的化学专业。
1909年,任鸿隽在东京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并担任四川分会会长,任鸿隽十分活跃,参与采购和输送军火,并经常撰写言辞犀利的文章发表在上海《民立报》上,在海内外引起极大反响。

任鸿隽在“中国同盟会”东京总部工作,还负责输送和资助革命党人回国投身革命,这其中就包括蒋介石、张群等人,武昌起义之后,任鸿隽放弃学业回国。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时,任鸿隽与孙中山同乘一辆车抵达南京,担任总统府秘书处秘书,为孙中山起草文稿并协助处理政务,《告前方将士文》、《咨参议院文》、《祭明陵文》等文稿均出自任鸿隽之手暴君的逃妻。
袁世凯称帝之后,任鸿隽被调任唐绍仪内阁秘书,但不久就赴天津出任《民意报》总编辑,撰写了《共和建设别记》,揭露袁世凯在南北议和中谋取临时大总统的内幕,袁世凯对任鸿隽极为不满,通过法租界迫使《民意报》停刊,并选派任鸿隽赴美留学。
1913年,任鸿隽进入康奈尔大学文理学院主修化学和物理专业,任鸿隽被美国富裕程度所震惊,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观察和研究,认识到东西方最大的差别就是“西方有科学,东方无科学而已。”
1914年夏,为了将西方科学和技术传播到中国,任鸿隽与杨杏佛、赵元任、胡明复、周仁、秉志、过探先、章善元、金邦正等9人在康奈尔大学发起成立了“科学社”,以“联络同志、研究学术,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并酝酿创办了《科学》月刊杂志,向中国介绍和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思想和科学技术。

1915年1月,《科学》杂志在美国正式问世,这是中国人办的第一个综合性科学杂志,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科学》杂志为了排版方便,采用横排方式并使用西式标点,这在中国出版史上也是一个创举。
任鸿隽对《科学》杂志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不仅主持编务,积极向学有专长的留学生约稿,还亲自撰写了许多科普文章,为了让读者了解科学的意义,并对科学产生兴趣,他在撰写文章时力求深入浅出且通俗易懂,后来这些文章被集成《科学概论》,于192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任鸿隽在其撰写的文章中,是这样阐述自己的观点和认识的:“西方科学家研究科学杜丘之歌,不是为名利所驱使,而是因为好奇心所引诱。为了这种天生的好奇以及由此而来的精神需求,许多人甚至不顾自己的生命。人类物质文明的进步,并不是科学家最初的动机,而是科学研究的必然结果。如果只想从物质文明方面来追赶西方,只想把科学当作一种富国强兵、改善生活的手段,却不晓得科学的真谛,那就是一种得鱼忘筌、舍本逐末的作法,不仅不会成功,差距还可能越来越大。”任鸿隽分析东、西方思想观念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吾人学以明道,而西方学以求真。”
创办《科学》杂志是需要办刊经费的,初创时期采用集资方式,后来则实行股份制,任鸿隽等人拟定了《科学社招股章程》,以发行股票的方式,作为办刊的资本。
1915年10月,“科学社”正式改组并定名为“中国科学社”,任鸿隽被推举为董事会董事长和“中国科学社”社长,每年10月25日为“中国科学社”成立纪念日。
以任鸿隽为首的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知识分子领导之下,“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月刊不断发展壮大,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为促进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16年,任鸿隽获得康奈尔大学理学学士学位之后。先后进入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最终在胡适的影响之下,任鸿隽在哥伦比亚大学安顿下来,并于1918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硕士学位。
1918年10月,任鸿隽回国,准备应胡适之邀前往北京大学任教,但他却心系“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之事,首先着手“中国科学社”基本建设,以扩大在国内的影响,他很快就组织发起了“五万元基金募集活动”,先后奔赴一些城市宣传科学并募集资金郭县令断案,获得了孙中山、徐世昌、伍廷芳、马相伯、梁启超、张謇、蔡元培等各界人士的支持。
1919年,任鸿隽回到四川,当时正值四川督军熊克武筹办炼钢厂和炼铁厂,委托任鸿隽操办此事郑智允,尽管任鸿隽认为倡导科学比创办工业更重要,但面对这一造福四川的实业,任鸿隽不好推脱,而是领衔受命,拟定建设计划,带领相关技术人员再度赴美,经过一番实地考察,任鸿隽决定采用电炉炼钢法,并开始订购发电机、电炉等设备,但遗憾的是,等到任鸿隽回国之后,熊克武已经离任,导致建设炼钢、铁厂计划搁浅,所幸的是,在抗日战争期间,这批炼钢设备终于被派上大用场。
对于这次筹建炼钢、铁厂的经历,任鸿隽曾在《科学与实业之关系》一文中有感而发:“在我国,妨碍实业发展的心理原因有三:一是求利太奢,以为办实业如开金矿一样,一锄头就要挖一个金娃娃;二是求效太速,今天出资本,明天就想见效;三是不能持久,一有失败,便心灰意懒,不复前进。”
1920年,任鸿隽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和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之邀,出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和北洋政府教育部教育司长。
也正是在这一年,陈衡哲从芝加哥大学获得硕士学位,经胡适推荐,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专门讲授西洋史。任鸿隽和陈衡哲这对民国最为著名的伉俪,于1920年9月27日在北京举行了婚礼,由胡适担任赞礼(主持人)。

陈衡哲是新文化运动中最早的女学者、作家、诗人,有“一代才女”之称,在其身上蕴含诸多中国第一,第一位公派留学生,第一个白话文小说家,第一位女硕士,第一位新文学女作家,也是第一位大学女教授,以笔名“莎菲”驰名文坛。
任鸿隽在北京大学任职时间并不长,就因北大新旧两派之争而去职,专任教育部司长,以图推进中国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但任鸿隽任职尚不足一年,教育总长范源濂因教育经费风潮而辞职,任鸿隽也随即辞职。
“一个人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并不算真有学问,只有经过十年二十年的学术研究,才能跻身于学者行列”,“人不能单靠面包而生活,大学教师的职责不是贩卖知识温州侯三寿,而是要培养学生对学术研究的兴趣,让他们明白科学研究的目的不在于物质享受,而在于精神满足。这是一种高尚的刺激和智识的愉快,大学生只有懂得这个道理,养成研究习惯,才能对人类有所贡献。”
“大学教师必须在独立研究中,才能对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具有深切的了解和体会,才能在思想和人格上对学生产生好的影响。真正的科学是独立的,不依附于任何主义的,把科学和物质文明等同起来,或者骂科学是帝国主义的,都是不明白科学的真谛。”
“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强迫他学习不感兴趣的专业,从事不感兴趣的工作。”任鸿隽非常认同长期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的德裔美国科学家葛利普教授的观点,“一个人选择某个专业不是为了谋生,而是因为他喜欢这种工作。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想获得成功,必须热爱他所从事的专业,中国的学术死亡率高达99%以上,是因为许多人在大学毕业后放弃了研究工作,这是一种很大的浪费。”
1922年8月,“中国科学社”在江苏南通举行第七次年会,主要议程是修订《中国科学社章程》和增设理事会,以负责“中国科学社”日常工作,这是“中国科学社”成立以来最为重要的一次会议天界战马,选举张謇、蔡元培、梁启超等9人为董事,选举竺可桢、胡明复、任鸿隽、丁文江、赵元任等11人为第一届理事,任鸿隽为理事长,继续负责“中国科学社”的日常工作。
1922年冬天,任鸿隽到上海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一年以后应郭秉文之邀,到南京出任国立东南大学副校长兼化学系教授,但任鸿隽在东南大学的任职时间只有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就于1925年春辞职。
1925年8月,任鸿隽应“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干事长范源濂之邀,先后出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秘书、秘书长、副干事长、干事长。
这是任鸿隽与范源廉第二次合作共事了,范源廉年长任鸿隽11岁,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老资格政府教育行政官员变装美少年,对中国近代教育产生过重大影响。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是一个以美国第二次退还的“庚子赔款”余额建立的科学基金组织,任务是管理和支配基金,以发展中国的科学、教育和文化事业。
任鸿隽非常适合这样的工作黄山区政府网,这也正是他非常感兴趣的工作,在他的运作之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运用所管辖的基金,设立编译委员会、社会调查所,兴建北平图书馆,资助中央研究院、中国科学社、地质调查所、青岛观象台、广东植物研究所和许多高等院校等,对学有所成的科学家设置研究教席,对科学研究有重大成果者进行奖励,还派遣了大批有志于科学事业的青年学子出国留学深造。
任鸿隽发展中国科学事业的理念和主张,对“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工作方针和事业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中国现代科学和教育事业做出了极大地贡献。
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之后,蔡元培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大学院院长,并受命组建国立中央研究院,任鸿隽作为大学院科学教育委员会委员,也积极参与了国立中央研究院的筹建工作史坦尼斯。
192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开始在“国立京师图书馆”的基础上筹建“国立北平图书馆”,由于经费有所保障,聘用了大批学有专长的馆员,采用了当时较为先进的管理方式,这一时期的馆藏非常丰富,任鸿隽不但参与了筹建工作,还曾代理图书馆委员会书记。
自从郭秉文被免去国立东南大学校长之日起,由国立东南大学变更为国立中央大学期间,校长一职就一直处于频繁更迭之中,任鸿隽熟悉其内幕原因,以任鸿隽的能力和声望,出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确实是不错的人选之一。
但国立中央大学作为民国第一高等学府,除了需要能够服众的学术背景和人格魅力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政治背景,年仅35岁的罗家伦出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并且能够稳定局面并且有所作为,就说明了这一点。
1935年9月,任鸿隽出任国立四川大学校长,携夫人陈衡哲迁居四川成都,自从“九一八事变”之后,华北政治局势就一直处于紧张之中,而整个国家也正处于危难之时,在这样背景之下,任鸿隽欣然受命国立四川大学校长,况且造福家乡桑梓,也一直是他的愿望。

任鸿隽到任之后,在进行一番熟悉情况之后,与川大同仁一起拟定了改建四川大学的宏伟计划,包括兴建图书馆、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农学院、办公室、教室、实验室、大礼堂、宿舍、体育馆等,采取了理清学科课程,面向海内外延聘教授,整肃学校校风等措施,得到了全校师生的支持和政府经费的支持。
为了专心致力于国立四川大学的校务和建设,任鸿隽于1936年辞去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干事长一职,期望经过三五年的经营和建设,使国立四川大学跻身于全国著名高等学府之林。
正当任鸿隽在高等教育事业上有所建树之时,在四川大学任教的陈衡哲连续著文抨击四川的政治和社会的弊端,从而遭到四川上层社会的不满和忌恨,引起了对陈衡哲的激烈攻击,陈衡哲被迫离开成都回到北平,而这场风波也不可避免地迁怒到任鸿隽,使他在国立四川大学很难立足,1937年6月,任鸿隽辞去国立四川大学校长职务。
任鸿隽刚回到北平不久,“卢沟桥事变”就爆发了浮华饭店,任鸿隽应蒋介石之邀,参加了著名的庐山谈话会,共商抗日救国之策。
1938年7月,任鸿隽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参加了在武汉召开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国民参政会是由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内的全国最高咨询机关,对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巩固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1938年底,任鸿隽应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之邀,到云南昆明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化学研究所所长和评议员等职,协助已是古稀之龄的蔡元培,负责中央研究院的日常工作。
在极其艰苦的战时环境之下,任鸿隽翻译出版了《科学与科学思想发展史》,这是一部科学史译著,也是一部颇受学术界重视和欢迎的大学丛书。
1941年冬,中央研究院从昆明迁至重庆北碚之后不久,任鸿隽辞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职务,重返“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担任干事长。
1944年1月,“中国科学社”董事会改为监委会,任鸿隽继任社长、监委会书记以及理事会会长等职。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鸿隽随“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和“中国科学社”返回上海,从此定居上海,专心致力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和“中国科学社”的工作。

上海解放前夕,任鸿隽和陈衡哲夫妇最终为何选择留在了大陆,始终是一个历史谜团,直到2010年12月《竺可桢日记》出版,才还原了当年的历史真相。
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已经选择留在大陆,为了躲避催促其去台湾,竺可桢在上海避险并观察时局,与任鸿隽和陈衡哲夫妇有过频繁的接触,他们都是“中国科学社”的骨干成员且私交甚笃五路追杀令。
任鸿隽和陈衡哲原打算去美国定居,之所以选择去美国而不是去台湾,一是因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款项来自于美国的庚子赔款;二是任鸿隽和陈衡哲的三个子女都在美国,一家人可在美国团聚,他们夫妇的行程计划是“乘轮抵港再转美国”,否则宁肯不动,没有去台湾的打算。
尽管翁文灏和蒋梦麟多次催促他们去香港,但处于风雨飘摇中的上海是一票难求,即便是任鸿隽、陈衡哲夫妇这样的身份,也照样买不到赴香港的船票。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秘书叶良材搞到了两张飞香港的机票,任鸿隽只得随叶良材先飞香港,陈衡哲在想办法与之团聚。
但随着时局的发展,陈衡哲不但没能前来香港王承书,还与竺可桢一起动员丈夫返回上海,这其中共产党的统战工作是不可或缺的,已经离开上海达四个月之久的任鸿隽钱树根,又在犹豫和顾虑的心态中回到上海与夫人陈衡哲团聚,并尊重夫人的意见,选择留在上海而没有去北京定居。
在解放后的若干年里,任鸿隽把他所开创和经营的事业,慕承和陆续移交给国家,将“中国科学社”所有机构和财产移交给中国科学院等单位和部门,直到1960年5月4日,全部事宜才移交完毕,“中国科学社”历时45载的历史划上了句号。

任鸿隽并没有得到政府的重用,但也没有受到过度的政治迫害,虽然经历了建国初期的历次政治运动,但他都以低调和沉默应对。
1954年,批判胡适思想运动中原梓霏,一大批深受胡适思想影响的同事和学生,对胡适反戈一击,但任鸿隽夫妇一生与胡适交往甚密,如果能积极参与批判胡适思想运动,定是一颗重磅炸弹,但这也有违任鸿隽的做人原则,为此,任鸿隽只能选择沉默,而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里,沉默就是对抗,依然摆脱不了政治的困扰。
任鸿隽所任虚职也有一些g7006,但大都是上海市一级的,具有一定实职的职务是上海图书馆馆长。
1961年11月9日,任鸿隽因病在上海逝世,终年75岁。如果任鸿隽经历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的结局将会怎样?
在任鸿隽逝世15年之后异世血佛,他的夫人陈衡哲先生也追随丈夫而去,于1976年1月7日病逝于上海,享年86岁。
中国知识分子中最佳伉俪任鸿隽和陈衡哲夫妇,正在浮出历史的水面,让我们期待他们更多的传说……